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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圈的生态平衡——入罪与出罪之博弈

时间:2020-06-02 17:32:42

 清华大学付立庆教授说:“判断立法上的犯罪化是否‘适度’需要从刑事政策上宏观把握,而判断司法上的犯罪化‘适度’与否,则需要落实到阶层式犯罪成立体系各个阶层的具体解释中。”

  而梁慧星教授提出:“政策是法律的依据和内容,法律是政策的规范化。“

  不管怎么理解,至少在我国,政策和法律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法学界著名的五院四系中的五院,全部都叫**政法大学,政法结合之紧密由此可见一斑。

  刑法作为部门法,自然不例外。

  简单地说,现在刑法之所以渗透到群众生活中的每个角落,路径是这样的:风险社会-积极的刑事政策/积极主义刑法观-刑法的扩张。

  上述付立庆教授言中有两个两层含义,“是否”部分指的是立法上的入罪门槛降低,“与否”指的是司法中刑法适用要更严谨,要更注重刑法体系出罪功能的完善。

  这个意思看起来矛盾,理解起来却十分简单,就是犯罪圈扩大了,风险变多了,但是最后是否能定罪,是要精准打击的,不能随意解释而造成冤假错案。

  假如我们把犯罪场比喻成一个围场,这个围场本来有十万平方,积极的刑事政策把它扩张到一百万平方乃至一千万平方,这个围场里的猎物就变多了,也即风险人群及风险种类变多。

  但是刑法本身的谦抑性要求避免错误打击,强调宽严相济,也就是要求猎人瞄准再打,不能到处乱打,打的必须是真正危害这个围场生态环境的动物,不能放的都是空枪,扰乱生态环境。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每个人都只能管好自己,却很难真正地要求、限制他人。普通人没办法去干涉、阻止刑事立法的扩张,也很难去真正地要求刑事司法中的每一个人都“谦抑”。因为在这个规则里,绝大多数人都不是猎人,甚至没有能力和猎人对话。

  而刑事律师能做的和这个大环境是对应的。

  在非诉方面,刑事风控对应的是立法层面的扩张,告诉人们什么样的行为涉嫌犯罪,就是在划分围场里的相对安全范围。这就像孙悟空和唐僧说,师父,我给你画一个圈,你好好呆在这个圈子里不要出去。那唐僧不出去就是安全的。

  在诉讼方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常规的辩护业务,也就是运用刑法解释学、刑事政策学、刑事证据学、侦查学以及实务技巧等知识去严格地限定猎人,努力地把他的枪口“抬高一厘米”,最后做到无过即放,抓大放小或者只圈养不杀害,圈养好了再放出来。

  所以长远来说,大家目标都是一致的,都是在不可能彻底让犯罪消失的前提下尽量维护犯罪圈的生态平衡,从而达到控制犯罪和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统一,达到刑法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统一。

  也正是因为这样,刑事体系要求的是“平衡”。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相爱相杀”会成为刑事学界的重点。而相应地,入罪机制和出罪机制的平衡,会成为刑事实务界的重点。

  周光权教授也多次提出,就刑事实务而言,事由只有两种,一是入罪事由,二是出罪事由。从事刑事实务的刑法学人无论对犯罪三阶层理论、四要件理论多么熟悉,最后还是要将自己的研究落实到具体的出罪和入罪方面,穷尽法学方法及法学知识构建精细的入罪/出罪体系。

  毕竟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来都是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