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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检察官善用不起诉权为什么对公安是一件好事

时间:2020-06-02 16:01:01

前段时间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童建明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论不起诉权的合理适用》。(载于《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年第4期。)

  有人看过之后认为检察官多用不起诉权公安会不高兴。理由比较简单,就不展开说了。

  但我认为,从长远来看,检察官善用不起诉权对大家包括对公安都是有好处的。因为“形式公诉”就是“形式公诉”,“有害公诉”就是“有害公诉”,性质是不会改变的。检察院为了尽量减少麻烦,无论从工作量上还是避免错误公诉的角度来考虑,多善用、敢用不起诉权都是必须的。

  假设检察院对不满足起诉条件的案件提起公诉且最终被告人被成功定罪,一旦案件被翻案,那么从公安到检察院到法院,和冤假错案有关的所有经办人都会被钉在耻辱柱上。毕竟现在的网络媒体不是一般地发达,而你们看那些八卦文章总是10W+就知道,群众真的很喜欢看别人笑话。

  而假设法院面对“形式公诉”、“有害公诉”,最后扛住压力没有判决有罪,或者法院让检察院撤案,那么公安一样白出力,可能还会出更多力,又何必怪罪检察院?检察院有可能还避免了公安白费更多力气。

  而且公安之所以白费力,归根结底也不是因为检察院“不起诉”,而很可能是公安把本来就不太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了。

  那么从“以审判为中心”的原则来说,公安和检察院如果要避免白费力,只能尽量尝试更接近法官的审查思维,或者至少在证据收集完毕之后,多在案件的预判上下功夫。也就是律师更注重“审前辩护”,公检要更注重“审前自查”、“审前预判”和“审前沟通”。

  虽然这很难,但即便做不到,当事人也不应该背上这个锅。

  因为问题的关键是,公安“白费力”也好,检察院“白费力”也好,都不是当事人造成的。侦查、起诉就像复习考试,可能要准备一桶水的知识量,最后出题人只出了几杯水的量。也可能就像化学反应一样,有个转化率的问题,转化率基本不会是100%。大家要承认损耗存在的客观合理性,尽力就好,不要对自己太苛刻,这样心里会舒服一点。

  而从更长远的方面说,这么多年来,公安系统被抓的人也并不少,虽然公安肩负着打击犯罪的使命,地位超然,但其本来就是高危职业。既然所有人都有可能有一天会站在被告人的席位上,那么维护规则和正义就是维护我们自己。

  人的很多行为其实并不一定是自身所想,而是职业行为带来的“思维定势”和包袱所导致的。当然做好自己的事情、扮演好职位角色很重要,但最根本的是,作为一个人,要如何做出对自己来说长远有利的抉择。或者从更抽象的角度来说,我们到底,想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怎样的国家和世界?

  我高中的语文老师曾经说过食品安全问题的严重性。她说:“做什么不吃什么,基本都成为从事食品行业的人秘而不宣的生存原则。但是当大家都不重视食品安全的时候,每个人再小心又怎么样呢?你卖假鸡蛋给我,我卖三聚氰胺牛奶给你,他卖打了避孕药的鱼给我们。我不喝牛奶,但我要吃鸡蛋吃鱼啊。逃得过自己,逃不过别人。即便我们自己很小心,孩子们也容易惨遭毒害。”

  绝大多数人都只是普通人而已。作为一个普通人,从长远来说,保留一点正义感还是有好处的。我们没有特供的人生,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提供什么环境和产品、服务,基本上我们能得到的也就那些。

  所以不要只看眼前。公安要避免检察官不起诉,最根本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尽量不要把自己认为可能不满足起诉条件的案件移送到检察院。假设检察院现在用不起诉权用得比较多,公安可能还会不高兴。但是这会倒逼公安更加依法办案,长久来说对公安自身办案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的提高都会有一定作用。对已经习惯了粗放式办案的个别侦查人员来说,被逼着更规范肯定会带来“阵痛”,但大势所趋,也只能顺应规范化办案的潮流。

  在知悉检察官会更加注重不起诉权的运用的前提下,如果公安把证据不太充分的案件移送了,自己也会明白,检察院有可能会起诉,有可能不会,能有个心理预期。一个小小的建议是:在办案方面,不要忌讳听取律师的意见。律师提意见不收公安的钱,也不会减少公安的工资,还有法律支持。

  要解决公安系统内可能产生的对不起诉的抵触,最根本的是社会环境也不要认为无罪是律师的胜利、公检法的耻辱。

  因为刑事案件极少有真正的赢家,即便有,也不是办案人员而是当事人自己。公检法律都只是在履行职责而已,履行职责的事情,很难说有输赢可言。而由于中国人普遍都很想“赢”,如果非要说输赢,也应当是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错误的事情里,没有赢家。

  对当事人而言,如果其本身就是无罪的,被关押了这么久才出来,对其来说能算是赢吗?

  而另外有些人很可能实际上做了某事,全世界内心都深信Ta做了某事。但是因为证据不足而难以被定罪,这时候公检法其实也只能够自己安慰自己了,是上天要放过Ta,因为时候还没到。

  当然一方面这种情况实际是极少发生的,另一方面既然“证据不足”,人们的“深信”又有何凭据?人类主观上的“深信”足以支撑我们对别人做出惩罚吗?

  在给予他人惩罚一事上,自信不足道,证据是王道。

  毕竟人权是自然权利,刑罚权是法定权力,后来的法定权力要剥夺先前存在的自然权利,就像儿子要打爸爸,要大义灭亲,必然更要注重其正当性的论证。如果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托(也就是罪刑法定原则)以及逻辑的合理性,其正当性就无从谈起。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就没办法关联上、适用上相关罪名,从而就会失去法律依托,继而失去刑罚正当性。

  最高检鼓励检察官善用不起诉权没有错,因为追求正义不会有错。如果途中遇到“阻碍”,就是“阻碍”错了,或者造成“阻碍”的“阻碍”错了。

  当然,每个人追求正义的方式可能有不同,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公检法律要多沟通,不要让沟通本身成为阻碍。

  目前来说,人类的平均寿命才多少年?人类花了这么多年,让自己的沟通能力到了现在的水平。沟通对正常人,尤其对受过专业训练的法律人而言本应是最简单的事情。

  如被最简单的事情阻碍了我们追求正义或者我们追求正义的时候就卡在最简单这关,这只能说是法治的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