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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对于辩方来说是鸡肋吗?

时间:2020-06-02 15:58:46

最近一直研究认罪认罚,跟遇到的当事人有一定关系。某刑案当事人的家属和我说无论如何都不接受认罪认罚,因为她认为中国的认罪认罚程序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而guilty plea(辩诉交易)这块她很熟,因为她拿美国BAR(律师执照)。

  我是喜欢去“验证”的一个人,看到一句话我不会先去肯定或者否定,我要先去找依据。我想知道,为什么她会这样说。

  就读刑法研究生期间,我主要研究德日刑法中的客观归责理论,客观归责理论是出罪的大杀器,因为客观归责分三阶层,每个阶层往细了说都有很多出罪事由。所以我并不认为,在辩护人自己非常确认当事人无罪的前提下,找无罪理由有多么困难,除非辩护人内心非常相信其有罪但又要硬拗造型,把“理直气壮”的入罪证据链中的一个个环节硬是拆散,这才比较讲究功力。

  如今我发现认罪认罚案件并没有比部分无罪案件好处理(但是部分案件确实没有无罪可能,只能打罪轻),如果辩护人内心对自己的要求是获得真正有份量的从宽幅度的话。因为辩护人所得倚仗的“从宽规定”目前来说还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目前来说认罪认罚可能受到的影响是很多的,因为从宽情节很多,如果加上刑事政策上的考量和控辩双方对于风险因素的考量和诉讼成本的认知因素,情况将会更加复杂。

  在众多文献中,我认为有两本书是写得比较好的,一本是《庭审之外的辩诉交易》,一本是《法官的思维、经验与逻辑(刑事卷)》。另有认罪认罚论文若干。论文里比较耐人寻味的是一篇名为《刑事诉讼中“认罪越早、从宽越多”理念的探索》的文章,刊登在人民法院报上。这篇文章显示,真正试点落实“认罪越早,从宽越多”的省、市、区级法院为数不多。

  法律文章行文的逻辑大致如此:如果确实很多省市区都在试点,并且有具体的文件具体的“认罪越早,从宽越多”的方案,那么作者很可能会列个表或者排个序的。而且那些只说到了区级法院在试点的,很可能说明市级法院没出文件,省级法院也没出文件。说到了市级法院在试点的,很可能说明省级法院没出文件。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这个制度本身有什么问题,我是很认可认罪认罚制度的,而且我认为这个制度用好了,确实可以给当事人带来一些利好,只是说还有完善空间。

  参加交流的时候我知悉,一年以前,有个毒品案件,当事人如果早点认罪认罚,被判死缓的几率还是很大的,但当事人坚持不认罪认罚,最后被判了死刑。暂且不去争论死者的罪行,也不去看裁判是否公正,当我们跳脱这一切的时候,看到的只是一个人在人生最重要的关口,放弃了一个真正有可能得救的机会。

  目前来说,辩护人在认罪认罚制度上,能从司法方面争取的可能不太多,而且很累,几乎真正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有些认罪认罚案件甚至有点类似于离婚争产案,公诉人和辩护人重复演绎各种“魔鬼的步伐”,前前后后迂迂回回地试探。

  真正能够非常爽快地达成共识的认罪认罚案件其实不多,特别是当事人家属对结果要求比较高的那些。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公诉人和辩护人的“共情”和“共识”被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的高度。

  但吊诡的是,基于双方所掌握的信息的不对称以及双方立场本质上存在较大的区别,“共情”和“共识”又前所未有地难以达到,尤其是对于某些在侦查阶段就存在误解或者双方对某一关键证据或事实对量刑的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分歧的案件而言。在某些特殊的案件中,公诉人和辩护人都容易认为:如果怎么怎么样,我这方似乎是吃亏了。

  因此,信息的不对称以及对同一情节的具体判断分歧在重罪的认罪认罚案件中可能是比在轻罪的无罪案件中更为严重的,这就是为什么辩护人真的不能盲目高估自己在这类案件中的作用。

  基于上述原因,如果真的想把认罪认罚变成一项对当事人而言、对法治而言确实有重大意义的制度,还是要靠立法,至少“认罪越早,从宽越多”会是个很好的起点。关于这点,早在今年10月24日“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出台之前,有些省份已经在做试点了。

  认罪认罚乃至量刑辩护案件现在有一严重问题,即量刑结果的形成逻辑难以论证。没有办法证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也就是量刑从宽的幅度出来了,在存在多种法定从宽情节和酌定从宽情节的前提下,没办法证明导致案件得到从宽的情节究竟是哪个情节。

  按照逻辑,对于单个的量刑从宽案件,应先是每个情节减轻多少,然后综合得出总的量刑从宽幅度,但长久以来量刑从宽幅度都是综合考虑的结果,对其中各项情节能够从宽多少没有明确说明。

  这就类似公务员面试,先给总分,然后考官按照心情把总分拆分成几项,分布在不同的打分项目中。

  那么假设是这样,每项分开的分数是那个面试的考生就该项应当得到的真实分数吗?如果单项的分数都不真实,最后的总分是真实合理的吗?

  很多辩护人之所以对量刑穷追不舍,有时候哪怕是和公诉人之间就量刑结果给出的意见相差两三个月,都难以满意,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今年我参加的第六届中国刑事律所辩护联盟的培训班中提到,现在有将近75%-80%的刑事案件都是认罪认罚案件,这导致认罪认罚制度的研究对于公诉人和辩护人而言都显得尤为急迫。

  而在沟通的过程中,很多公诉人和辩护人有时候都会感受到反过来遭到了这个制度的“掣肘”。

  公诉人和法官可能没办法论证,为什么有了认罪认罚制度且适用该制度的前提下,量刑建议及量刑和之前没有认罪认罚制度的时候的类案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认罪认罚制度本身是一个独立的量刑情节。而如果存在这种情形,有些时候,辩护人更难向当事人乃至家属交代,认罪认罚的意义在哪里?

  而认罪认罚又确实要求公诉人和辩护人有更多在量刑方面的沟通,所以公诉人的案件压力也不一定会减小。譬如有个案件公诉人和辩护人一直就是否能够缓刑的事情争论,公诉人也会感受到很大的消耗,这种在沟通过程中感受到的消耗,不一定会比正常办案、不太多地考虑认罪认罚问题要少。

  这就导致对于部分辩护人和部分公诉人而言,认罪认罚没有“获得感”。尤其是辩方,在受挫的时候容易觉得认罪认罚是“鸡肋”。

  所以认罪认罚制度现在的瓶颈就在于,所有人都想在这个制度里面寻求价值,寻求意义,这导致这个制度的意义可能会被人为地拔高,能量会被认为地夸大,从而导致部分人的失落,从而反噬这个制度的稳定性本身。

  当然,罪轻辩护不限于认罪认罚,不要误解。我们应为法律制度的每一点进步感到欣喜,也要知道“小确幸”确实不等于“大成功”。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也确实是一个问题。